比较教育理论建设的可贵探索

比较教育是一门比较年轻的学科，尤其是在我国，如果不算解放以前的零星研究，真正开展这门学科的研究只有20年的历史。虽然这20年来经过大家的努力，取得了丰富的成果，但是仍然感到有点如墙上的芦苇，根柢不深。原因是比较教育的理论基础不坚实。长期以来，比较教育运用了历史学、社会学、政治学的方法，六七十年代以后又运用了经济学、人类学的研究方法。由于运用的方法不同，同样的教育事实得出的结论也不相同。特别是研究的主体本身所处的背景不同，立场观点就不同，研究的结论也就不同。所以比较教育研究中出现许多流派也就不足为奇了。

比较教育方法论研究一直是世界比较教育学者关注的问题，我国也不例外，但是似乎进展很缓慢。我的博士研究生薛理银曾经以方法论研究作为他的博士论文的主题，并出版了《当代比较教育方法论研究》专著。他在著作中提出了自己的方法论模型——文化模式模型，摆脱了流派划分中的社会学模式的影响；最后提出了国际（跨文化）教育交流论坛的理论，使我国比较教育界耳目一新。项贤明同志到我这里来做博士后研究，选择了“比较教育学的文化逻辑”这个课题，可以说是比较教育方法论研究的继续，也可以说是薛理银文化模式研究的深化。与薛理银不同的是，他不是从现有比较教育方法论出发，去评价这些理论，从而提出自己的方法论模型，而是试图从文化的宽广视野去研究不同民族国家的教育，从文化逻辑角度分析比较教育学的方法论，特别是着重分析了近现代人文学术史上“东方—西方”二元对立是控制文化比较研究领域的一个基本的前景性思维逻辑。论文认为，西方中心主义、东方主义两者都是受殖民文化影响的，对比较教育学研究起着不良的影响。比较教育学者应有清醒的自我意识，要解构西方国家的世界文化霸权体系，实现第三世界国家文化和教育的去殖民化，包括比较教育学自身的去殖民化。作者的这些论点有似给了第三世界国家比较教育学者一声春雷，发人深省。论文还详细分析了西方中心主义和东方主义所体现的不同文化之间权力关系及其对比较教育学的影响，主张比较教育学者要关注“民族际性”的建立，把中国古代哲学中的“和而不同”作为比较教育学的理想范式。论文还论述了比较教育学的话语体系，认为它基本上是西方的体系，我们应该努力建立一种属于我们自己的具有民族性和开放性的学术话语体系。以上这些见解都具有独创性和启示性，它开阔了比较教育学者的视野，拓宽了我们的思路，对比较教育的研究将会产生重要的影响。

关于国际化与本土化的问题，一直是教育研究，乃至整个人文社会科学研究中值得探讨的问题。文化传播和学术交流必然会带来不同文化之间的冲突和交融。这种冲突和交融本来是互为影响的。中国文化，特别是中国古代四大发明，就曾经给西方文化极大的影响。但是近二百年来中国的科学技术落后了。列强诸国利用坚船利炮轰开了我们的国门，把先进的科学技术送了进来，同时也带进来了他们的文化。这些文化与本土文化有质的不同，要不要吸收，怎样吸收这些文化，就成为争论不休的问题。由于这些文化是外国人的大炮送进来的，中国人的心里总是不舒服，总想变个法儿接受它。于是出现“中学为体，西学为用”啦，“用夷之技以制夷”啦等论调；要不就是“中国古已有之”没有什么新奇。总之，总是有点阿Q的味道。其实人类自出现以后总是在交往中发展。有交往就有文化的交流，开始是氏族之间交流，以后是部落之间交流，出现了民族与民族之间交流。没有互相交流，互相吸收，任何一个民族都不能发展。当然，殖民主义时代是文化的单向交流，是殖民者用强权推行他们的文化，企图消灭本土文化，所以受到被殖民国家和民族的抵制，这是可以理解的。但是因为怕被殖民化而拒绝一切外来文化，我却认为是愚蠢的。正如鲁迅在《拿来主义》一文中所批评的那样。鲁迅主张“拿来主义”。我理解鲁迅的拿来主义有以下几个特点：一是主动去拿，不是等人送来，它区别于“送来主义”，当然，既然送来了，也就不必客气；二是要有选择地拿，拿对我们有用的东西，不拿腐朽落后的东西，对送来的东西也一样；三是拿来的东西要改造，改造成有益的东西。所谓国际化，就是要把别人的东西拿来，所谓本土化，就是拿来以后改造成对我们有用的东西。在当代经济全球一体化的形势下，文化教育的国际化是不可避免的。只有把国际化、本土化结合起来，才能创造中华民族的新文化。

项贤明在著作中不仅批判西方中心主义，而且批判东方主义，把本土化说得比殖民化更坏。对此我却不敢苟同，说不定有误解他的地方。当然我们反对西方中心主义，反对殖民文化，我们也不赞成东方主义。但是把外来文化本土化却是必要的。不能说本土化是殖民文化内化为我们自己的文化，比殖民文化对我们更坏。这样说，就只有拒绝一切外来文化了，这恐怕对我们的文化发展不利。任何一个民族文化都是在与别的民族文化交流和融合中发展起来的。在当今时代尤其如此。我们要反对生搬硬套别国的文化，但我们主张吸收世界民族一切优秀文化。